“未来青年领袖”全球胜任力计划理解世界专题课程举行

9月23日，上海交通大学“未来青年领袖”全球胜任力计划理解世界专题课程在闵行校区学生中心B205教室举行。政治经济学家、教育工作者肖恩·彼得斯·弗格森（Shaun Peters Ferguson）应邀以线上方式作题为“权力如何在联合国内部流动：旗帜、文件、资金与框架”（How Power Moves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Flags, Files, Funds, and Frames）的专题讲座。课程由金雯教授主持，项目学员及校内师生参加。

【金雯教授介绍主讲人】

从巴勒斯坦研究走入联合国系统

讲座开始前，金雯教授介绍了弗格森的学术背景与职业经历。弗格森曾在联合国系统工作二十年，先后任职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ESCWA）及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 Special Coordinator）。

弗格森早期主要从事巴勒斯坦经济与发展研究，曾担任巴勒斯坦中期发展规划的主要英文文本撰稿人，并参与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的研究与编写。此后，他围绕南南合作、工业化、政策空间以及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结构性约束开展研究和政策实践。

近年来，弗格森进一步关注巴勒斯坦的发展、社会再生产以及当代制度生活中的普遍性问题。他近期的书稿考察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将社会矛盾转化为私人问题，并由此限制共同发展的可能性。这一思考也构成了本次讲座分析联合国制度运行的重要背景。

权力如何改变一个问题

【肖恩·弗格森线上授课画面】

弗格森首先比较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两种有关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表述。在早期谈判文本中，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主张研究危机的“根源及影响”；经过协商后，最终文件将研究重点转向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及影响”。

他指出，两种表述看似接近，却引导着不同的制度行动。前一种表述允许联合国追问全球金融、政策与制度关系如何造成危机；后一种表述则更容易把发展中国家呈现为危机的承受者，将讨论重点转向这些国家如何获得援助、提高能力并适应外部冲击。

由此，原本指向全球不平等结构的问题，可能在文件流转中被改写为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脆弱性”或“能力缺口”。弗格森借此说明，联合国中的权力不只体现在公开表决、机构设置和职位高低中，也会通过词语的选择、问题的命名和研究范围的调整发挥作用。正如他在讲座中所说，在联合国，权力常常在改变一场表决之前，先改变一个动词。

观察联合国的四个维度

围绕权力的制度运行，弗格森提出了观察联合国的四个维度：旗帜、文件、资金和框架。

“旗帜”指成员国、区域集团及政治联盟。各国在联合国中拥有形式上的平等席位，但代表团规模、专业能力、经济资源和非正式关系存在差异。弗格森特别谈到七十七国集团（Group of 77）。中国并非该集团的正式成员，却长期与其在许多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也由此成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协调立场、推动议程的重要合作形式。

“文件”包括授权文件、会议记录、报告和谈判文本。在这些文件中，“分析”“监测”“支持”等动词能够允许采取的行动并不相同；一项主张即使得到原则上的承认，如果没有进入工作计划、预算或正式授权，也可能难以转化为持续行动。

“资金”涉及常规预算、信托基金和项目协议。经费不仅决定一项工作能否开展，也可能预先限定参与国家、合作对象、项目周期和成果形式。一个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问题，可能在项目文件中被转化为培训官员、举办会议或完成报告等可量化指标。

“框架”则决定联合国用什么概念和分类认识世界。一个国家面临的经济困难究竟被定义为国内能力不足，还是国际经济关系失衡的结果，会影响问题进入何种议程、获得何种资源以及由谁承担改变的责任。

弗格森强调，四个维度彼此交织。一项主张可能在成员国之间获得支持，却未能进入正式文件；也可能写入文件，却没有相应资金；还可能在转化为项目和指标时失去最初的因果关系。因此，理解联合国的实际运行，需要追踪一个问题如何在语言、授权、预算、项目和评价指标之间流动。

从表面分歧追问结构性矛盾

弗格森进一步区分了公开分歧与制度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联合国中的矛盾并不都表现为投票中的支持、反对或弃权。有些矛盾隐藏在文件采用的术语和观念框架中，使某些国际关系难以进入制度的视野。

他以“政策空间（policy space）”为例说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主张，各国制定经济与发展政策的自主空间应当成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研究议题；一些发达国家则反对将这一概念转化为具体工作授权。于是，“政策空间”虽然可以出现在原则性表述中，却未必能够进入研究计划和持续性的制度实践。

结合自己在联合国的工作经历，弗格森介绍了研究分析与项目实践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学家可以通过研究报告重新揭示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发展约束，挑战仅以“风险”“脆弱性”和“能力缺口”解释问题的惯常方式；另一方面，研究还需要进入项目、政策和制度反馈过程，并通过与巴勒斯坦等地的实际互动，推动联合国调整原有的问题认识和工作方式。

中国如何参与联合国制度运行

在讲座后半部分，弗格森结合南南合作项目和中国近年来参与推动的联合国倡议，分析了中国如何通过提出议题、协调国家立场、提供资源和参与多边谈判影响联合国的制度运行。

他以2018年启动的南南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目标项目、2024年通过的“文明间对话国际日”决议以及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相关决议为例，说明一项政策主张如何经过国家倡议、联盟动员和文件协商，逐步获得制度形式。与此同时，他也提醒同学们，判断项目或倡议的实际作用，不能只看举办了多少活动、形成了多少报告，还要考察项目经验能否返回制度内部，进一步改变联合国的问题诊断、政策重点和工作程序。

不要把车站误认为铁路

谈到青年学生参与国际组织工作时，弗格森以“车站与铁路”为喻指出，人们容易把知名机构、重要职位和实际影响力直接联系起来，仿佛进入某个机构便已经接近权力中心。然而，一座车站的重要性来自人员、知识、资源和政策能够从中流动；如果只进入空间，却没有找到这些要素流动的轨道，便很难理解权力实际发生作用的位置。

有时，一份研究报告、一段谈判文本、一项预算安排，甚至一位负责起草文件或分配经费的工作人员，都可能处在权力流动的关键环节。弗格森因此提醒同学们，参与国际组织既要了解机构设置，也要敏锐观察问题由谁界定、文本允许采取什么行动、资金来自何处、评价指标能够看见什么，以及受到政策影响的人能否反过来改变制度的判断。

从专业积累走向国际组织

交流环节中，金雯教授首先询问弗格森如何进入联合国工作，并请他为有志于从事国际组织工作的青年学生提供建议。

弗格森介绍，自己在纽约新学院社会研究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以经济学家的身份申请进入联合国，最初作为巴勒斯坦领域专家在联合国工作，随后进入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此后转入联合国总部工作。他建议有志于进入联合国的学生先了解联合国的机构与岗位类别，同时主动联系已经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专业人员，从实际经验中了解不同职业路径。

面对一位学生提出的“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需要具备哪些共同能力”这一问题，弗格森表示，国际组织通常围绕具体领域招募专业人才，扎实的专业知识仍是基础，语言背景同样具有独特价值。他建议同学们从自己感兴趣的具体问题入手，持续追踪最新研究和参考文献，梳理问题的发展历史，在长期阅读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稳定的专业方向。

金雯教授在总结中指出，联合国的工作既包括国家之间的政治协商，也包含大量专业研究。研究能力与语言能力可以相互配合，通过报告、项目和政策实践逐渐推动国际组织调整既有的话语和认识框架。

本次讲座引导学员从语言、资源和制度流程等层面理解联合国的权力运行，也提示有志于参与全球治理的青年学生：进入国际组织只是职业道路的起点，识别问题如何流动、积累能够参与具体议题的专业能力，才能在制度实践中发挥作用。

【课程合影】